「浙大专家：十九大提的主要矛盾转变，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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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更加需要倾听思想的声音。浙江大学头条号特别开辟【启真新论】板块，收录浙江大学各领域专家学者独家观点。本期，我们推出的是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同舫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一文。观点的碰撞，智慧的交锋，我们也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投稿邮箱：zdxmt@zju.edu.cn。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是继1956年党的八大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规范表述以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再次改变。揭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所蕴藏的必然逻辑，对深化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下一阶段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什么会发生转化，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必然逻辑？应当如何看待主要矛盾的转化？这些都是我们亟须明晰的问题。
从现实层面看，主要矛盾转化是社会阶段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确认，准确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贫瘠匮乏的生产能力与人民对物质文化产品的迫切需求之间的尖锐对立。主要矛盾的确立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工作，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举措，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高速前进的迅猛态势。剧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引发学者开始思考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主要矛盾的经典表述。早在2005年，一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转型的争论就悄然兴起。有学者提出，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而绝大部分学者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为统一思想认识，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没有变”的论断，强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没有变，主要矛盾也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主要矛盾转化说”在当时是不成熟的观点，但并非没有任何现实根据，其提出是源于对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状况所进行的判断。党的十七大报告没有认可“主要矛盾转化说”，但承认我国社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主张“主要矛盾转化说”的学者察觉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但夸大了社会量变的程度。在2005年前后，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人民生活距离小康水平也较为遥远，认为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显然为时尚早。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催促主要矛盾转化为现实必然。
党的十九大以决然的姿态宣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在对社会发展状况进行通盘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的新论断。笔者以为，党的十九大提出主要矛盾转变，是以小康社会切近建成为标志的。
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目标的达成，标志着旧的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均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生产力实现了巨大提升。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苦心孤诣、上下求索，推动了国家生产能力的迅猛发展。中国制造业在2010年就已经赶超美国，某些生产领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涌现出一大批如天宫、蛟龙、天眼、大客机等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精尖科技创新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科研、军事、民生等各个领域，“落后的社会生产”与当前的社会实际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个体的需要层次也在不断提升。在生产力匮乏的状态下，人们满足于温饱并展望小康社会，而随着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目标已渐近达成，人们的需求早已超越了“经济”“文化”两个传统需求领域，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表征当前社会的真实状况，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成为客观事实。
主要矛盾转化同样具有哲学理论上的必然逻辑。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未发生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不会改变。这种观点存在两个认识误区，第一，将基本矛盾的不变属性强加在主要矛盾之上。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是一对重要范畴。基本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源动力，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主要矛盾则是在多种矛盾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在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发挥着主导作用。基本矛盾是不变的、恒久的，主要矛盾是变化的、阶段性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贯穿于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等人类历史演进的各种社会形态之中，而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通过不同的形式予以显现。在阶级社会中，主要矛盾一般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如封建地主与农民、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主要矛盾又可以表现为其它形式。毛泽东同志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主要矛盾时，就将其提炼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制度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总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理论体系中，基本矛盾规定着主要矛盾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特定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国内外局势等具体因素则决定着主要矛盾的具体样态。不能将基本矛盾的不变性强加于主要矛盾之上，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必然伴随着主要矛盾的转变。第二，将质的不变等同于量的不变。
“质”与“量”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事物在内部矛盾的作用下，将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历程。从量变到质变，需要以量变到达一定的“度”为前提。但绝不能因为量变未突破“度”，就否认“量”的变化。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不变，主要矛盾就不会发生变化，其实是只看到“质的不变”，而忽略内部“量”的变化，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同于凝固不变的“结晶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保持“质”的不变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几个量变阶段，或者说是“阶段性的部分质变”阶段。
在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中，主要矛盾同样会发生变化。因而，主要矛盾转化兼具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论合理性与必然性。当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可能永远停留于落后生产力与需要之间。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定型化、不能分解而须一贯到底的看法，既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矛盾辩证法，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历史相背离。旧矛盾的解决并不意味着矛盾的消亡，而是宣告新矛盾的到来。如何看待矛盾从旧到新“转化”的性质？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在新时期和新时代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阶段性表现，只是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
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生产和需要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新矛盾对旧矛盾既有一定的继承，也有一定的发展。这一判定是基于：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在内部发生阶段性的量变而非质变，由社会发展阶段性质所决定的主要矛盾转化的性质当然不能认为是“质变”，不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割裂开来。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质尚未改变，但矛盾的两个方面及其力量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出现了新的具体形态，而新形态既体现了主要矛盾的变化，又没有突破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质。党的十九大对主要矛盾转化的认识，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为内在逻辑，并在把握时代发展变迁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的、重大的历史性判断，充分展现了党对社会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为明确新时代的工作重心提供了指引。本文作者：刘同舫，系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编辑：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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