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面孔（28）｜梁小斌（1954-）」百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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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亮/文
半纯洁少年梁小斌，高烧住院，遭遇了不纯洁和纯洁的争夺。病友杨叔叔，因为给他讲梦遗或手淫，挨了病友陶伯伯的批判。
梁小斌这个半纯洁少年，既兴奋，又羞愧，还有一点儿优越感，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峙里乐得逍遥。
这场真实的争夺发生在七十年代，在此前后，梁小斌开始写诗。
陶伯伯的阳光，你懂的，肯定要先于梁小斌的高烧。这个少年，在他写出“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以前，难道就没有被彻底地翻晒过？
1976年，梁小斌从生产队，进入了合肥制药厂。可怜的诗人，可怜的制药厂：前者蔑视体力劳动，后者则蔑视诗和浪漫主义。
梁小斌有个问题，也许两者都想不通：这个后进学徒工，生活一团糟，怎么会在诗里堆积起那么多的纯洁呢？是的，过了头的纯洁，过了头的优雅，过了头的欢畅，还有过了头的自由和节奏。可参读《金黄的草帽》《我热爱秋天的风光》《我曾向蓝色的天空开枪》《大街像自由的抒情诗一样流畅》，甚至还可参读《少女军鼓队》。
过了头，就带点孩子气，带点朗诵腔，不免让人心生狐疑。诗人后来有过反思，“受到恐吓的人，/才学会了爱美”。
还可以接着《少女军鼓队》往下说，这首诗，赞美着鹿群般的少女军鼓队，却滴加了个人的辛酸。“我在学习纯洁的细节时受到了压迫。”
1979年，梁小斌完成了更加扣人心弦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前者传递了失落感，一代人的失落感；后者描绘了伤口与愿景，一代人的伤口与愿景。
这是证词般的写作，代言性的写作，陶伯伯和杨叔叔握手言和的写作。
作文课都讲，要用比喻，要以小见大，这是梁小斌——也是那个时代——的好习惯。此前，诗人已得心应手：“民族的处女”，曾经关联到“祖国的手心”。现在，“墙”和“钥匙”，必须关联到“中国”。
有个解放军战士，急了，居然真给诗人寄来了一串钥匙。“本体”要来救“喻体”之渴，要来挠“喻体”之痒，真是纯洁到没有药。
诗人曾自供，那个阶段，颇受休斯（LangstonHughes）之影响，模仿过《让美国再度成为美国》。这点就很有意思。
休斯，他的自觉行动，就是偏要在白人面前炫耀自己的黑皮肤；难道，梁小斌偏要在厂长面前炫耀自己的马脚？
“要找梁小斌谈谈。”1985年，某个大雪天，制药厂的工劳科长给诗人送来了除名文件。
次年6月，梁小斌完成长诗《断裂》。诗人忽而“学会了恶心”，然则，审丑也罢，审真也罢，哪里有审美让人受用，加上语境大变，这件作品终于未能引起较多的关注。
阴影有阴影的命运，杨叔叔有杨叔叔的命运。
对于梁小斌来说，疾病是营养，潦倒也是营养，“只剩下大脑”（刘让先生语），他就会发育成一个平民思想家，或者说一个野生思想家、一个地洞思想家。
梁小斌生活的细节化，细节的寓言化，寓言的哲学化——对，就这样，梁小斌已经写出了令人叹服的百万随笔。
“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除了此种生活，此种细节，梁小斌还能向自己开刀，向《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开刀。
第一次，梁小斌说，这件作品不是什么抒情诗，而是“被告在说话”。
第二次，梁小斌说，这件作品不是什么经典诗，而是“控诉主义骗局”和“诡计”。
诗人梁小斌，当年，他背着车间工会发的西瓜，在工厂外玩到疯，却在诗里伪装成委屈的受害者。
思想家梁小斌，而今，把诗人梁小斌钉上了耻辱柱。
原来是这样，杨叔叔，陶伯伯，都偷了对方的脸，纯洁与不纯洁难分难解。真所谓：“心灵稍有迸散，背上就是枯骨。”
【作者简介】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著有《阐释之雪》《琉璃脆》《虚掩》《窥豹录》，编有《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创办《元写作》（2007）。目前正在写作《片羽》《色情考》《涪江与唐诗五家》等著。应邀参加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09）、第一届洛夫国际诗歌节（2009）、第二届邛海国际诗歌周（2017）。获颁第五届后天文化艺术奖（2015）、第二届袁可嘉诗歌奖（2015）、第九届四川文学奖（2018）。现居蜀中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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