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艳史》与《隋史遗文》的编创方式，和文人独创的表现」百家号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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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隋炀帝艳史》与《隋史遗文》的编创方式，和文人独创的表现
从小说的编撰方式来看,绝大多数明代章回小说系依靠前人的蓝本或底本撰成,题材内容与情节模式的抄袭现象屡见不鲜。泰昌至崇祯年间,文人参与小说创作的热情继续高涨,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己有小说进行改编,这种成书方式虽然没有摆脱世代累积型方式的影响,但经过他们的重新创作,不但小说的内容得以丰富和更新,思想内涵和审美趣味转变,而且其文体格式也更为规范。
鉴于改作与原作之间的巨大变化,我们将其视为新的创作。《新平妖传》与《新列国志》均系冯梦龙据旧本改编而成金圣叹评改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与托名李渔评改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分别对原本做出了大幅度的修改董说的《西游补》为游戏抒愤之作,描写现实百态的力度加强,对《西游记》原本也有所颠覆。《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如上文分析,是在占有大量旧材料基础上的重新创作,其中表现的文人创作智慧之处可圈可点。
《隋炀帝艳史》的语言与结构《艳史·凡例》第六云“炀帝繁华佳丽事甚多,然必有幽情雅韵者方采入。如三星辽东,避暑汾阳等事,平平无奇,故略而不再。”《艳史》于笔者所见旧有材料基础上增加的,除“卖荔枝二仙警帝”这样暗合作者“天意”、“果报”思想的此类神仙徽应和劝诫之“奇”事外,大都是炀帝与众美人游乐、唱曲等风流事。这样的题材决定了全文基调是“幽情雅韵”,“很细腻,很妖艳”。
《艳史》虽是“其间描写情态,布置景物,不能不靡丽稻淫荡心佚志之处”隋炀帝艳史题词,但语言清新雅致,情调较含蓄。正如《隋炀帝艳史·凡例》第七所说“风流小说,最忌淫袭等语以伤风雅,然平铺直叙,又失当时亲昵情景。兹编无一字淫哇,而意中妙境尽婉转逗出,作者苦心,临编自见。”
《艳史》改变了《隋遗录》、《海山记》片段似的情节连缀方式,把借鉴来的各种材料打散用合情合理的方式重新组合。各种宫闺事乍看较纷繁,似多回可以转换、对调,其实不然。分析起来全文结构不是随意串掇,而是有一定逻辑性第一回至第九回写炀帝前期登基、北巡等事,杨素、宣华夫人和萧后是次主要人物,地点多在西京长安、仁寿宫第十回至十八回迁都洛阳,众妃子美人、按臣登场,故事背景多在西苑五湖十六院等地第十九回至二十四回，写开河事第二十五回至二十九回围绕炀帝乘龙舟沿河到达江都写起第三十回至最后写江都事,背景在迷楼及江都宫苑。
从宏观上来说,全文是以隋炀帝淫靡奢华的后宫生活为中心,以正位登基、造西苑、开运河等大事为主要架构,“始于炀帝生,终于炀帝死。其余文帝国政,一概不再。”《隋炀帝艳史·凡例》第四,避免了众多历史演义枝蔓过多、头绪纷繁之弊,虽多是铺排吟风赏月的风流琐事,却揭示了其亡国破身的必然性。
《明清小说的文化审视》一书第八章一小段提到《艳史》,认为“这个历史上著名的淫君暴主的行止施为,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明武帝正德帝、明世宗嘉靖帝和明神宗万历帝。”于志斌《论隋炀帝艳史的主题思想》《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年第七认为，撇开《艳史》对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而言,可以发现一些明显属于明朝荒淫君主和政治格局特征的内容”,并指出是以王义等人为影射的自宫求进与宦官擅权以及男色与淫药。
《隋史遗文》作者袁于令,是明代一个典型的苏州文人。“晓日珠帘半上钩,少年走马过红楼。”吴梅村《赠荆州守袁大锡玉》四首律诗中的第一首开篇两句写出了生活在吴江诗书仕宦之家的袁于令少年时期的畅情适意,《西楼记》传奇盛演不衰,令他少年成名。
据《吴门袁氏家谱》及其相关考证,袁于令生于万历二十年,他改定《隋史遗文》时己步入中年,经历了个人和家族兴衰,文人意识和自我人格精神己经达到一定境界。《隋史遗文》虽是占用了大量旧有材料,然文本和评点中却表现了作者自身的思想认识和人格理想。
由上所述,明代隋炀帝题材历史演义的编撰手法由与正史亦步亦趋发展到因略致祥、以虚补实,创作意识由历史化走向小说化,功能由仅仅满足负载历史信息到提供读者娱乐、消遣、获得审美愉悦,历史演义经历了一个逐渐告别史学范畴的过程,编撰方式的改变正是明晰小说本身文体特征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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