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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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傅斯年带领北京学生游行。）摘要：五四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是他，率领队伍打进曹汝霖住宅也是他。“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大，导火索是巴黎和会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日本，尽管中国是战胜国之一。1919年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处获悉，中国政府拟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当晚就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告诉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杂志社的许德珩等人。5月3日晚，北大学生在法科（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开会，商讨次日游行事宜，傅斯年被公推为20名学生代表之一。5月4日上午10点，北京13所大学学生代表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游行示威筹备会议，傅斯年又被公推为会议两主席之一（另一位是段锡朋）。5月4日下午1点左右，北京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总指挥是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是他，率领队伍打进曹汝霖住宅也是他。但是，傅斯年不赞成同学们的偏激，对“火烧赵家楼”一事有保留，担心发生意外，劝阻未果，才率众前往，离开现场也较早。所以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偏偏没逮住他这位“带头大哥”。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次日就与学运脱钩。导火索是5月5日，“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是罗家伦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中的记载，虽然回避了打架的原因、细节，但傅斯年性格中刚烈急躁一面，寥寥几笔，跃然纸上。冲突的对象，有说是胡霹雳，有说是许德珩，有说是姓陶的浙江籍学生。冲突的程度，有说傅挨了记耳光，有说傅挨了一拳，有说傅金丝眼镜被打掉。总之是山东胖大汉傅斯年吃亏。傅斯年因“打架”退出学运只是表因，至少还有两层内因：其一，胡适明确反对学生运动政治化，傅受其影响；其二，傅即将毕业，根本没有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必须务实考虑人生规划。1919年6月，傅斯年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不想录取他，认为他是《新潮》主编、“五四运动”总指挥，是闹事的激进学生。据百度百科，北大学长、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的陈雪南力排众议，“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有惊无险，最终过关。（1919年，傅斯年出国留学，蔡元培校长书条幅相赠。）出国留学前，校长蔡元培书陆游《初发夷陵》诗“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相赠，勉励傅斯年开天辟地。陈雪南与傅斯年此后友情未断，在傅面前也说得上话。1948年，蒋介石撑民主门面，“钦定”提名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为首届立法委员，傅不领情、不就职。国民政府也是托陈雪南劝说，傅才勉强接受。王汎森获得普林斯顿博士学位的英文论文是《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导师是余英时先生。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以“五四精神的重负”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与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为题，并在“结语”中将傅斯年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是对“五四青年”这一本质的自我否定。所谓“五四青年的失败”，既是傅斯年的个案，又是群体的宿命，更是时代的悲剧。傅斯年所处的时代，先是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日寇入侵14年，山河破碎；接着国共内战，硝烟四起；然后两岸对峙，敌意难消。在急剧动荡的时代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移植新学术、新思想时的“两难”，如“日用与精深研究的两难、学术结论与政治需要的两难、耗时费日的专业工作与致用与否之两难，尤其是学术研究与民族主义之两难”（《王汎森：傅斯年是一个时代的表征》，南方都市报）无所不在。（【山水微言·67】。本文为《“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傅斯年史评三部曲之立言篇》第3节，连载第4节《大写的我 真实的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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