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顾问委员会里的几位老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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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里，共有7位女性委员或常委、副书记，她们是：帅孟奇、夏之栩、区梦觉、曾志、李贞、李坚真、章蕴。这7位老大姐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表现出了高尚的革命品格与道德情操。本文辑录了她们人生历程中的若干片断，以此激励我们坚定信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帅孟奇帅孟奇：没有子女却儿孙满堂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组织部副处长、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帅孟奇一生历经磨难。1930年她从苏联回国后，先后在武汉、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后来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帅孟奇的丈夫许之桢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曾任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所长。后来到苏联学习，他们夫妻一别10年，断了联系，许之桢在异国他乡又建立了新的家庭。帅孟奇有一个13岁的女儿，后来在孤儿院里被敌人杀害。提起往事她平静地说：“我是在特殊情况下没有了丈夫和女儿的。一个革命者为了党的事业，牺牲个人家庭也是常有的事。不少革命者都是如此，甚至还牺牲了个人生命。”帅孟奇后来没有再婚，却享受着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她收养和照顾了许多烈士子女，从精神到物质给了他们许多的爱，也得到了他们温暖的回报。她说：“我虽没有亲生儿女，可我并不孤独啊！我家里逢年过节或假日，许多烈士子女来看我，还有我的侄儿侄女来来往往，他们就如同我的亲生儿女一样。其实，我是孩子最多的家庭。”文革期间帅孟奇受到迫害，文革结束后平反昭雪，组织给她补发了工资。拿到这笔钱，帅孟奇心里有些沉甸甸的。她想，我个人的损失可以用这些钱来弥补，国家和人民因浩劫而造成的巨大损失又如何来弥补呢？于是，她决定把这笔钱捐给囯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些不理解并劝她说，您刚刚获得平反，一无所有，连身体都被整垮了，这点儿钱留着晚年用吧！而帅孟奇却解释说：“国家现在比我个人更需要钱，虽然这点儿钱对一个大国算不得什么，但总比没有好！”见她的态度如此坚决，有的同志便劝道：“要捐就捐给您的家乡，捐给您的侄儿侄女吧！”帅孟奇还是摇摇头……“没有孩子，却儿孙满堂；没有视力，却有敏锐的目光；没有权力，却最受尊敬；没有享受，却活得最长。”这正是帅孟奇一生的真实写照。夏之栩：赵世炎的精神激励着我夏之栩（1906—1987），浙江海宁人。1923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七大、八大代表，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等职。其丈夫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被捕后英勇牺牲。提起赵世炎，让夏之栩终生难忘。她回忆说，赵世炎1901年出生，在五四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1920年与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少年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学习，第二年回国，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1926年与周恩来一道在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有些人开始动摇了，赵世炎对这些同志总是进行耐心的说教和帮助，他说：“要革命，就是要有斗争甚至流血牺牲，反动派的监狱再多，也不能把所有的共产党人全关起来，只要有一个人，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赵世炎被捕后敌人提审他时，他总是坚定地说：“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向刑场。在赵世炎牺牲后的第二年春天，夏之栩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经组织安排，1929年她带着两个孩子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儿子寄养在国际儿童院。周恩来、邓颖超曾去看望并为孩子们取了中文名字。1929年夏之栩回国时，两个孩子都留在苏联。不幸的是，大儿子13岁时就病逝了，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二儿子在苏联生活了25个春秋，直到1954年回囯才得以母子团聚。每当提起这段往事，夏之栩总是动情地说：“谁说革命者没有亲情？我既是革命者，又是母亲，血浓于水，亲情是割不断的。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天各一方……世炎和无数烈士当年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早已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他们的鲜血在祖国大地上已经开花结果。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不可能有幸福的今天。”曾志：教子安心务农曾志（1911—1998），湖南省宜章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是党的七大代表，曾任广州市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曾志不仅是一位功绩卓着的革命者，更是一个把大爱撒向人间的女神！曾志一共育有三男一女，第一个男孩生于1928年11月初，那时正值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最艰苦的年代。产后不久，她便将这个孩子寄养在王佐部下一个姓石的连长家里。第二个孩子生于1931年11月。孩子出生40天，她便把孩子送给了一户人家寄养。不幸的是，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差，孩子没多久就染上天花而夭折了。第三个孩子生于1933年2月。孩子刚生下来不到半个月，就不得不又送人，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们才母子相见。曾志的第四个孩子是她与陶铸的女儿陶斯亮，1941年4月出生在延安，她是幸运儿，出生在延安中央医院，还有保姆抚养……1951年，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曾志托人在井冈山找到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孩子随养父姓石，叫来发。1952年春，石来发到广州见亲生母亲。曾志没有给石来发什么特殊待遇，而是鼓励他回到井冈山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曾志的心里，别人把你养大，你应该回报人家。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有一尊曾志的铜像，上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毛泽东的儿子能去朝鲜打仗，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当农民？”曾志去世前，交给女儿陶斯亮一个牛皮纸袋，上面写着“我生命熄灭的交待”几个字。里面是遗嘱，上面写道：“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里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打搅；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三个月后再发讣告，只登消息，不要写简历……”区梦觉：向秀丽精神永远值得全社会学习区梦觉（1906—1992），广东省南海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席过中共五大和七大，参加过广州起义。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等职。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候补中央委员。全国解放后，区梦觉长期在广东从事妇女工作，同时也关心着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她很重视在青年中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每次接待采访者，她都要讲述和介绍向秀丽的英雄事迹。向秀丽是广州一家制药厂的工人。1958年12月，她所在的车间因酒精瓶破裂而起火，危及烈性易爆品金属钠。一旦金属钠爆炸，将会引起整个厂房及附近居民区起火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在千钧一发之际，向秀丽不顾个人安危，立刻侧身躺地，用身体截住燃烧的酒精，避免了一场爆炸事故的发生。最后，向秀丽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不幸离世。终年仅25岁。当时广东省委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她为革命烈士。中央领导同志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郭沫若和广东省委的陶铸、朱光等都为向秀丽写诗题词，区梦觉也为其写诗悼念。《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对向秀丽的事迹都作了报道。区大姐充满深情地说：“这件事已过去多年，但向秀丽精神永远值得全社会学习。这件事发生在广州，但现在广州的年轻人却很少有人知道。因此，我逢会必讲向秀丽的英雄事迹，倡导学习向秀丽精神。”区大姐说，“我作为一名老党员，要带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可以告慰她的是，区梦觉生前所极力倡导的向秀丽英雄事迹学习的活动，在各级党委的支持下已逐步展开。向秀丽所在的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如今已成为广州制药集团的一部分，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举行纪念向秀丽的活动。集团本部和所属23个企业都成立了“向向秀丽、雷锋学习服务队”，积极开展抗震救灾、扶贫济困等公益活动。向秀丽精神已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贞：两袖清风的女将军李贞（1908—1990），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秋收起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共七大候补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5年9月15日，国务院在怀仁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授功仪式。周恩来总理亲手授予甘泗淇、李贞夫妇上将和少将军衔。待李贞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微微笑道：“李贞同志，你是我军唯一的女将军，也是全国妇女的代表。”几十年来，李贞在生活上的简朴是有口皆碑的。她生前住在北京香山干休所一座年久失修的平房里。屋内只有旧家具，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她常对人说：“我从小就受苦，勤俭的日子过惯了。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好了，我很满足。再说，我一个孤老婆子，能将就就将就嘛！”她的专车是国产的，用了多年，一直不同意换。多少年来，也未见她买过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有人劝她说：“您作为大军区副职的高级干部，也得注意点儿形象啊！”李大姐听后不高兴地说：“一个人的形象在于品格和本质，不在于新衣新鞋。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艰苦奋斗的作风，更不能忘本。作为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真正的形象在老百姓心上，而不在于个人表面。”李贞和甘泗淇没有孩子，但他们用自己的工资抚养了20多个烈士遗孤。1990年3月11日，李贞因病在北京逝世。她在遗嘱中交代：将平时节省下来的工资一部分交党费，一部分捐献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一部分捐献给甘泗淇的家乡湖南宁乡县作办学补助。最后一次表达了她对丈夫及其家乡的爱。李贞逝世后，人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经过长征的老战士，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耀眼夺目的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竟俭朴得让人难以置信。这些遗物有：4把藤椅，那是她早年从湖南搬家时带到北京的，身边工作人员几次要扔掉，她都一直阻拦着说：“莫扔，补一补，还能用一阵子。”一对儿已整整用了40年的皮箱，已经老化开裂，但她还是不肯换新的。在李贞的衣箱里，唯一的新衣物，是她80岁生日时，表孙女为她织的背心。“蛮大姐”李坚真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八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历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在中顾委有人称李坚真“蛮大姐”。因为她从小性格倔强，敢闯敢干，有一股不服输的蛮劲儿。在她20岁时遇到了我党早期领导人彭湃，随即参加了农民运动，1927年秋天参加丰顺农民武装暴动……毛泽东曾称赞说，这个人不简单，是苏区的第一个女县委书记。在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把她调到瑞金，担任中央直属机关民运科科长兼地方工作队队长。长征时又担任特殊连队的指导员，负责找粮食，找向导，运伤员。李坚真靠着善于做群众工作和不屈不挠的劲头，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在长征途中，她凭着一股蛮劲儿，救下了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团长姚喆和团政委锺赤兵(新中国成立后都被授予中将军衔)。她回忆说：“攻打娄山关之前，姚喆同志腿部受了重伤，因一时找不到民夫，我就毫不犹豫地和警卫员抬担架走了几十里路，到野战医院把他救了回来。”也是在这次战斗中，锺赤兵因右腿受伤被截肢，在行进途中，抬担架的民夫听到敌人枪响便扔下锺赤兵自己跑了。李坚真见状奋不顾身，背起锺赤兵就跑。敌人在后头不断射击，子弹从头顶、身边呼啸而过，而她全然不顾，最终救了锺赤兵一命。老红军们都称赞李坚真有一股蛮劲儿，说她勇猛顽强，敢拼敢闯，豁出命来干革命，亲切地称她“蛮大姐”。章蕴：愿为人民吐尽丝章蕴（1904—1995），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章蕴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在这期间，她为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而东奔西走、日夜操劳，使长期蒙受冤屈的干部得以平反。一位新疆干部，其冤案被拖延长达7年，她经手一个星期便解决了。在打击经济犯罪中，她敢于碰硬，严肃处理了几起大案，特别是去福建办案，曾得到邓小平的称赞。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说：“前一段章蕴同志到福建工作了两个多月，她在那里就搞得很好嘛！”1983年底，章蕴被中顾委派到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工作，担任中央机关整党指导小组组长。她不顾年迈多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探索新时期党的建设尽心竭力，先后发了多篇文章和调查报告。中顾委成立之初，曾规定每位委员每年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尽可能地写出调查报告。章蕴是委员中写得最多的一个，而且很多观点颇有见地。如《严格要求自己，欢迎群众监督》《增强党性，争取党风根本好转》《在整党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全面提高党员素质是党风根本好转的坚实基础》等。这些文章和报告还汇编成《章蕴谈党的建设》一书，成为党员学习的重要资料。就在她逝世前一个月，这位91岁高龄的老党员还在关心、惦记着一些案件的处理。她无比气愤地写道：“腐败风气是实施二十字方针(指1994年初中央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方针)的死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死敌。反腐倡廉要与二十字方针同步进行，要坚持到底。”她期待并相信：“消灭贫困，达到共同富裕，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色的目标，到了成功之日，全世界人民视之都会向往。”殷殷之情，跃然纸上。耄耋之年，章蕴依然坚守着这种责任感和精神，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信念的必然。令人十分感动的是，1927年初她在武汉工作时，与时任武汉特区书记李耘生相恋、结婚。婚后，组织上派他们去南京做地下工作。1932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李耘生被捕入狱，同年6月8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在临刑之前，他写了一张纸条托人带给章蕴，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过去一百斤的担子两人分担，以后只有你一人挑了。”章蕴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革命工作和抚养孩子这两副担子今后都由她一人挑了。几十年来，她一天也没有忘记这个重任。1982年6月，是李耘生牺牲50周年，章蕴带着子女从北京到南京雨花台，沉痛悼念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亲人。她正是遵照党的重托和亲人的遗愿，数十年如一日地挑起“双担”，走过了战争年代、和平建设年代，又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责任编辑李卫康
该话题由百家号作者历史的文明「简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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